近幾年來，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如何深入，是一些同行十分關心的問題。有鑒於此，我趁著2011年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寫了一篇題為《試論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路向》的文章，發表於《天津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我在此文中所說的“新路向”有三個。一是認為中國史學自古以來都有重視理論的傳統，因此加強理論研究是第一個“新路向”。二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史學史多以史家或史書為主要研究對象，這是80多年前梁啟超提出來的。時至今日，這種研究模式仍有其存在的價值，尤其是對初學者來說，它仍然是起步階段的“必修課”。但是，如果要從學術前沿的開拓與創新來看，似應把研究的重點轉移到以問題為主要對象方麵上來，尤其是那些具有貫通性的問題首先應當受到重視。三是進一步開展比較研究，由於語言和文獻方麵的局限，中國史學在中外比較研究方麵進展遲緩，目前隻有少數學者能夠從事這方麵的研究；加強比較研究是為了真正的知己知彼，在比較中鑒別，在鑒別的基礎上明確自身努力的方向。同時，為了比較研究，就必須不斷克服語言和文獻方麵的局限，這對推進中國史學的發展自會產生積極影響。
這就是我撰寫“新路向”一文的初衷和主旨。當然，我認為這些想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在現階段和未來一段時間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或多或少是可以參考的。不過最近《史學月刊》提出討論“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問題”，又激發了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而我思考的核心問題便是本文題目所示：積極麵對當今中國史學的多途發展。我考慮這個問題，首先是出於對當今史學發展現狀和趨勢的判斷，同時也得益於古代史學的啟示。20年前，我在撰寫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文明史》的史學卷時，受到白壽彝先生的啟發，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特點概括為“史學的多途發展”，並從朝代驟興驟亡、門閥統治、民族關係、《史記》《漢書》的廣泛影響等幾個方麵，用以說明史學多途發展的社會曆史原因。其後，我在撰寫《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時，沿用了這一見解，受到史學界一些同行的讚同。所謂“多途發展”，一個最直觀的反映，即是從少數幾部史書附於《漢書·藝文誌》“春秋”類之後，到《隋書·經籍誌二》史部書所含13類這一重大發展，而《隋書·經籍誌二》史部所著錄之書，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種類上，多出於魏晉南北朝史學家及學人之手。可見，這是中國古代史學大發展的時代，是曆史條件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