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美國的金融海嘯引發世界性經濟衰退以來，人們對這場金融危機已經做出了許多診斷，但我認為，這些診斷幾乎無一例外地蘊含著如下的錯誤：經濟學家們一般傾向於把這場危機理解為金融危機，並把金融危機進一步歸咎於美國金融政策的某些決策人，進而檢討這些決策人的思想理論基礎——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而非經濟學領域的專家們則傾向於把這次危機理解為單純經濟領域內的危機，因而他們完全以“旁觀者”或“局外人”的身份來看待這場危機。
與流行的見解不同，我們把目前仍然在繼續的危機理解為“綜合性危機”。所謂“綜合性危機”，意謂這場危機不是單純的“經濟危機”，更不是單純的“金融危機”，它同時也是“治理危機”“文化危機”“價值危機”和“哲學危機”。因而我反對旁觀者式的“危機外的反思”，而是主張當事人式的“危機內的反思”。事實上，隻有當人們把這場危機理解為“綜合性危機”，即所有其他領域也像經濟領域一樣處於危機中時，他們才真正地啟動了“危機內的反思”，拋開“旁觀者”或“局外人”的態度，把對“他者”的反思同時理解為對“自我”的反思。
顯而易見，在這場“綜合性危機”中，“金融危機”不過是一種表層危機。隻要我們沿著這種表層危機思索下去，危機的更深的層麵就會展現在我們的麵前。事實上，那些必須對金融政策的製定和實施負責的少數決策人和理論家，是不可能掀起全球性的金融海嘯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麵，即為什麽這些政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迎合了人們普遍的心理需求。
比如，金融政策中的次貸、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等措施，普遍地得到了消費者們的認同。正是這種普遍的認同以及與之相應的消費模式和消費行為，才有可能最終構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嘯。那麽，在金融危機沒有發生之前，為什麽人們對美國的金融政策采取普遍讚揚的態度呢？因為這些政策極大地刺激並提升了人們潛在的消費欲望，從而引導並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繁榮。然而，正像一根項鏈的承受力取決於每個環節的承受力一樣，高度擴張化和符號化的整個金融係統的承受力也取決於每個環節的承受力。事實上，人們潛在的消費欲望也不是直接被這些金融政策激發起來的，而是通過電視、電台、報刊、城市道路兩旁和上空的鋪天蓋地的廣告而刺激起來的。正是這些無處不在的廣告構成了“虛擬的實在”（virtual reality），對廣大民眾的消費策略和行為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