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之所以能作為一股思潮在20世紀的60年代取代存在主義，並最先在法國流傳開來，有多方麵的客觀曆史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產生於德國的存在主義，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由薩特介紹到了法國，這種悲觀主義的哲學，頗能適應當時社會的需要。可是戰後法國的經濟恢複較快，存在主義與這種社會現實已不合拍。風行一時的存在主義哲學，到了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一書出版時，便已經身價大跌了，人們對“個人”、“存在”、“自我意識”等這些存在主義的基本概念失掉了早先的那種熱情和興趣。結構主義正是作為對存在主義的否定的思潮而興起的。結構主義認為：“我”、主體，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這樣一個中心根本不存在”。這正是對存在主義的根本性否定和批判。1962年，結構主義者列維-斯特勞斯出版了《野性的思維》一書，該書末章《曆史和辯證法》批判了薩特《辯證理性批判》的基本觀點，引起轟動，此事標誌著結構主義取代了存在主義在法國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一 結構主義美學的理論背景
結構主義美學的產生受到了多種思想的影響，有著深刻的理論背景。
首先是索緒爾語言學理論帶來的革命性範式轉換。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年）是瑞士語言學家。他的名著《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年）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範式轉換，即在語言學中標舉起共時性的觀念，而這同傳統語言學一貫以曆時態舊角度來看待語言有根本區別。在傳統語言學中，語言被看作是一個命名過程及其產物。而在索緒爾看來這是一種誤置。他認為，語言是作為能指的語音和作為所指的概念的結合。如我們說出“樹”這個詞，它是表達的一個概念，即一種木本植物，語音是同概念相聯係而不是同現實世界中的真實的樹相聯係。因此，在語言中是能指（signifant）與所指（signifie）發生關係，兩者是同時存在的。他舉例說，“可以把語言和一張紙相比，思想在前，聲音在後，人們不能切斷前麵的而在同時不切斷後麵的。同樣，在語言中，人們也不能把聲音和思想分開，或把思想和聲音分開”[1]。索緒爾在這一論說中是把共時性觀點引入到了語言學中，同時他還指出了能指與所指的關係畢竟是約定俗成的，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詞表達；反之，同一語詞也可以表達不同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