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和研究的中心觀念之一是重新確立空間在社會批判理論中的重要意義。早在1980年，福柯就在《地理問題》一文中注意到空間和時間觀念在西方人文、社會學科中的不平衡發展。與時間和豐裕性、辯證性、富饒性、生命活力等觀念的密切聯係相反，空間長期以來一直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辯證的、靜止的。[16]1986年，福柯在《關於其他空間》中再次注意到，19世紀的特征之一是對曆史的迷戀，對發展、懸置、危機、循環、過去、人的死亡等與時間相關的主題的關注，而20世紀末的當代則似乎預示著一個空間時代的到來。在福柯看來，我們正處在一個同時性（simultaneity）和並置性（juxtaposition）的時刻；我們所經曆和感覺的世界更可能是一個點與點之間互相聯結、團與團之間互相纏繞的網絡，而更少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經由時間長期演化而成的物質存在。[17]
實際上，關於空間觀念在後期資本主義研究中的批判意義可以推前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其代表人物是法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亨利·列斐伏爾。根據某些學者的看法，列斐伏爾或許是30年代早期至50年代晚期引導和塑造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方向和性格的最有影響的人物。50年代以後，列斐伏爾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中首屈一指的空間理論的倡導者。也許由於空間觀念並未在當時成為理論思考的焦點，列斐伏爾的名字直到最近十年才被逐漸知曉。盡管他的許多著作尚未譯成英語，但從1974年出版的《空間的生產》（1991年英譯本）以及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城市論文集》可以瞥見其空間理論的一斑。
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從空間角度著眼具有兩大明顯的趨勢。一方麵，資本主義的重新結構使全球化現象日益蔓延，甚至影響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地方與區域之間的社會關係及其組成越來越與全球化趨勢相互纏繞、不可分割。另一方麵，以國家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似乎成為戰後競相仿效的榜樣。整個20世紀的世界史實際上是一部以區域國家作為社會生活基本“容器”的曆史。國家成為構造政治、文化、經濟的基本單位，並在此之上展開無休止的所謂“現代化”過程。但無論這兩大趨勢具有這樣那樣的對立，它們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麵，同時指涉這樣一個事實，即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很大程度上說是空間的重組。在這一總體發展趨勢的影響下，對空間進行理論化就成為發展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重要一環。列斐伏爾的著作首先批駁了將空間僅僅視為是社會關係演變的靜止“容器”或“平台”的傳統社會政治理論。根據他的看法，空間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關係的重要一環。空間是在曆史發展中生產的，並隨著曆史的演變而重新結構和轉化。列斐伏爾所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是資本主義賴以長期生存的特殊“抽象空間”。他的空間分析旨在揭示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空間的三個特殊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