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高雅與通俗之分在歐洲自古希臘羅馬時期已見端倪。盡管文藝複興旨在以人文主義取代桎梏在神殿中的宗教文化，隨之而起的新興資產階級也為某些通俗文化樣式逐步取得合法地位有所貢獻，文化的高雅與通俗的分野並未消失。早在1869年，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在《文化與無政府》一書中就表露了對18世紀末工業化過程中以都市為中心的“低級文化”借民主和教育逐漸普及得以廣為流行的憂慮。20世紀以降，歐洲知識界仍受到文化等於文明命題的支配，認為“文化”僅存於人文學家所研究的文本以及對這些文本的研究中，“有機的文化”隻可能蘊藏在故紙堆中。與此相應，這一命題強烈排斥伴隨著現代技術發展而生成的通俗文化形式，包括通俗小說、婦女雜誌、通俗報紙、流行歌曲、電影、電視等。在這些人看來，越“現代”的文化，越象征著文化的衰腐，花時間研究現代文化形式等於是與“現代病征”的串通和合謀，是對知識分子尊嚴的大逆不道和背信棄義。在這一反現代文化觀的支配下，少量出現的通俗文化研究，也往往從其“缺陷”入手，以通俗文化缺乏“道德尊嚴性”或“美學價值”而予以否定。這是“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對“沒有文化”的“大眾”居高臨下姿態的一種表露，其中通俗文化產品以該譴責的“他者”身份存在於文化中心之外。
對通俗文化的重估，以圍繞英國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中心而形成的伯明翰學派的立場最為鮮明。戰後英國成人教育的發展，強烈衝擊著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精英主義，突出表現在所謂“學術界少壯派”（指那些憑借個人成就而非經濟收入或家庭背景完成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的誕生。伯明翰學派的重頭人物，如威廉斯和霍格特等，均出身於工人家庭或來自中下階層。他們帶著在通俗文化中成長的背景登上學術舞台，改變了以往上層知識分子居高臨下對待通俗文化的疏遠、敵意態度，將通俗文化從被譴責的“他者”轉變為值得理解、研究的“我者”。同時，伯明翰學派的許多成員都樂於突顯自己置身英國學術主流之外的身份。事實上，威廉斯、霍格特、霍爾早期都有長期擔任成人教育教師的經曆，這一經驗本身就使他們有別於“教授文化”和“學院派”批評話語。作為成人教育教師，他們有機會接觸到在正規大學接觸不到的次文化群體，並深切體會到英國傳統教育製度的目標與學生之間的文化、意識形態距離因為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日漸加大，校園和學生實際上成了兩種文化力量角逐的戰場，而50年代後商業電視在英國的推廣，更使這種角逐加劇。在此情勢下，他們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通俗文化，以更切合時代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