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亞裏士多德《詩學》的主要內容是討論悲劇和史詩的，此外還涉及了喜劇，但其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悲劇、史詩、喜劇、音樂，對整個古代美學和文藝理論的形成起到標誌性的劃時代的偉大作用。德國啟蒙運動的傑出代表萊辛（1729—1781年）在其1768年4月19日的漢堡劇評中，曾對這部《詩學》的形成及偉大的意義，及其對自己的戲劇理論的影響，作出了如下生動的闡述：
我之所以沒有陷入謬誤，沒有誤解戲劇藝術的本質，是因為我對它的理解，完全像亞裏士多德根據希臘舞台上大量優秀作品所總結出來的結論那樣。我並不否認（我豈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恥笑!）我把《詩學》視為一部可靠的著作，像歐幾裏得定理一樣可靠。[213]
從而表明，亞裏士多德正是根據當時希臘舞台上演出的劇本，從理論上總結出《詩學》這部偉大著作來的。以後狄德羅（1713—1784年）和萊辛等也以亞裏士多德為楷模，進行了相類似的工作，從而相繼推動了美學—文藝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一 悲劇
亞裏士多德在討論了詩起源於模仿後，接著就討論悲劇和喜劇的起源。他聲稱，“詩由於固有的性質不同而分為兩種”[214]。這裏所謂的“性質不同”，或指由於所模仿的對象不同而分為兩種，或指由於詩人的個性不同而分為兩種。從接著的詞句看，似是指“詩人的個性”：（1）比較嚴肅的人模仿高尚的行動，即高尚人的行動；（2）比較輕浮的人則模仿下劣的人的行動。這裏將悲劇詩人和喜劇詩人截然分開是符合當時希臘戲劇創作的實際情況的，悲劇詩人一般不創作喜劇，反之亦然。但他將它們歸結為“詩人的個性”則未必是正確的，正如他自己所高度頌揚的荷馬，就既創作了類似悲劇的《伊利亞特》，又創作了類似喜劇的《愚人歌》。證之以後戲劇藝術的發展，以作家的品性去解釋他創作的戲劇的特征，更是難以成立的。例如，莎士比亞既創作了著名的喜劇《馴悍記》、《維洛那二紳士》、《愛的徒勞》、《無事生非》、《仲夏夜之夢》等，又創作了著名的悲劇《哈姆雷特》、《李爾王》、《奧賽羅》、《麥克白》等，但亞裏士多德對這兩種戲劇形式的起源等的探討卻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