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較而言，對作為模仿品的藝術持否定態度的柏拉圖，對美的理論是傾心關注的，而對藝術持肯定態度的亞裏士多德，對美的理論則缺乏係統的討論。由此而來，哲學史家和美學史家們更多地關注亞裏士多德的藝術理論，以致無視或忽視他的有關美的理論，特別是有關美的形而上學理論。
策勒在討論到亞裏士多德的“藝術哲學”時指出，亞裏士多德的藝術哲學像柏拉圖一樣，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美的概念的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藝術的基礎上，但最後，關於美的概念依然是模糊的和未曾加以定義的。“於是，亞裏士多德在《詩學》的開始，將美完全撇在一邊，從對藝術的本性的考察開始。”[23]克羅齊雖然肯定亞裏士多德在美學理論上的曆史地位，但依然無視和低估他對美的理論的貢獻：
真正的美學，表現的科學的探求可追溯到（還不包括柏拉圖的一些光輝的、但是偶然的研究，如詩人應編造寓言，而不是推理）亞裏士多德那裏，雖然這些探求根本不取決於他關於美的很少和無力的思辨。[24]
相比之下，塔塔科維茲在肯定亞裏士多德的藝術理論長時間來成為美學史上最為人所接受的篇章的同時，惋惜他的美的理論卻始終是不引人注目的，因為他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偶然的和不連貫的，而美學史家必須從零散材料中重構一個理論體係。
接著他就試圖重構亞裏士多德的美的理論的體係。但他卻錯誤地將這種重構的出發點，建立在他自認為的亞裏士多德的關於美的所謂“定義”上：
道德上的美或高尚，由於其自身的原因而為人所向往，同時那也是值得讚美的東西，或者說，其為善，因為是善而令人感到愉快。[25]
接著他作出了如下的簡化：“美是自身就具有價值並同時給人以愉快的東西。”並循此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釋：這樣亞裏士多德就把他的美的定義，建立在這兩種屬性上——（1）把美解釋為其價值在於自身而不在於其效果的東西；（2）把美解釋為提供愉快的東西。也就是說，美不但具有價值，而且也是因此引起欣賞或讚美的東西。這第一種屬性（自身價值）構成了美的種，第二種屬性（令人愉快）構成了美的屬差。[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