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對於曆史撰述所做的曆史回顧和理論分析，貫穿著一條史學批評的主線。從《史通》各篇的編次和涉及的問題來看，它的史學批評理論是有自身的邏輯體係的。這個體係可以概括為：體裁、體例，編撰方法，表述要求，撰述原則，史書內容，史學功用。這幾個方麵，可以看作是《史通》的史學批評的幾個大範疇，而在每一個範疇中還有一些比較具體的原則和標準。現對這個體係的順序略作變通，並簡述其理論要點。
——關於史書內容。這是史家對客觀曆史的認識和概括，用劉知幾的話說，就是“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15]。《史通·書事》篇引用荀悅和幹寶的論點並加以概括：“昔荀悅有雲：‘立典有五誌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幹寶之釋五誌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采二家之所議，征五誌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荀悅所謂“五誌”重在表達撰述思想和撰述的社會目的；幹寶對“五誌”的解釋則偏重於撰述內容。劉知幾沒有明確指出他們的同異，但他“采二家之所議”，說明他是看到了其中的差別的。他說史書內容“粗得於茲”，表明他並不認為他們所說就已經全麵了。所以劉知幾接著上文繼續寫道：“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而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誌，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這裏補充的“三科”，除“旌怪異”外，其餘兩科，一是關於典章製度的沿革，一是關於國家盛衰存亡之故，都是曆史的重要內容，顯示出劉知幾的卓識。這裏的問題不止是在於劉知幾對史書的內容提出更廣泛的認識，還在於他提出了“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這個理論上的命題，這實際上觸及史家主觀意識同客觀曆史存在之關係的這個重要問題了。據此，他批評前史有“四煩”，即有關記載符瑞、常朝、虛銜、家牒多有不當，提出了“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的史學批評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