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
盛唐時期，傑出的史學批評家劉知幾寫出了《史通》一書。這是中國古代史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史學進入到了一個更高的自覺階段，是史學思想發展和史學理論建設的新轉折。
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唐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人。他於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舉進士而入仕，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並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朱敬則等撰《唐書》八十卷；中宗神龍時（705—707年），與徐堅等撰《武後實錄》；玄宗開元二年（714年），與柳衝等撰《姓族係錄》二百卷；開元四年，又與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其間，他因不滿於武則天和唐中宗時史館修史的紊亂和監修貴臣們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幹涉，曾在中宗景龍二年（708年）毅然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8]。他的私人撰述還有《劉氏譜考》三卷、《劉氏家史》十五卷和一些詩文。《史通》是他的代表作，流傳至今；《史通》傳本以清人浦起龍《史通通釋》流傳最廣。劉知幾的其他撰述，多已不存。
《史通》二十卷，包括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合五十二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亡於北宋以前，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是全書的主要部分，著重闡述了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則，而以評論紀傳體史書體例為主。外篇論述史官製度、正史源流，雜評史家、史著得失，並略申作者對於曆史的見解。
《史通》以《六家》、《二體》開篇，從史書的內容和形式闡述了史學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學發展大勢，以《雜述》概括了史學的多途發展。這五篇，是對史學發展之曆史的清理。它的《載言》、《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誌》、《論讚》、《序例》、《題目》、《斷限》、《編次》、《稱謂》、《序傳》等篇，是關於史書表現形式的理論，而以論紀傳體史書的結構、體例為主。它的《采撰》、《載文》、《補注》、《因習》、《邑裏》、《言語》、《浮詞》、《敘事》、《核才》、《煩省》等篇，是關於史書編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論。它的《品藻》、《直書》、《曲筆》、《鑒識》、《探賾》、《摸擬》、《書事》、《人物》等篇，是關於曆史認識和撰述原則的理論。《辨職》、《自敘》、《忤時》三篇，是闡說作者的經曆、撰述旨趣和對史學社會功用的認識。《點煩》是對《敘事》的補充。外篇中的其餘各篇，雜評前史得失，是列舉更多的實例以證上述各方麵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