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魏晉至唐初史學批評的演進
早在先秦時期，從孔子對董狐的評論[1]、《左傳》對《春秋》的評論[2]、孟子對孔子作《春秋》的評論中[3]，中國史學已經產生了最早的史學批評。到了兩漢時期，司馬遷對《春秋》的評論[4]，班彪、班固父子對《史記》的評論[5]，把中國史學的史學批評推進到自覺的階段。這些史學批評，一般說來，還是針對具體的史書、史家而展開的，尚未出現一般意義即普遍意義上的史學批評。
從魏晉至唐初，史學批評有了進一步發展，其特點是：一方麵是從比較的角度展開史學批評；另一方麵是在對史學發展的進程和總相作概括中展開史學批評，從而把史學批評推進到更加自覺的、新的發展階段。晉人張輔以馬、班作比較進行評論，目的是要說明什麽樣的史家可以稱為“良史”。他認為：
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範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6]
張輔從史文煩省、作史宗旨、價值標準等幾個方麵對馬、班作了比較，其結論是班不如馬，而司馬遷堪稱“良史”。
南朝宋人範曄撰《後漢書》，對班彪、班固作長篇傳記，敘班氏父子言行頗詳。其論班彪、班固評司馬遷時寫道：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鹹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