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國史的修撰
唐代官修本朝史，實錄為其重鎮而國史修撰似顯得不力。究其原因，約略有二：一是客觀原因，實錄的時效性突出，階段性明顯，纂修相對來得容易，而國史的時效性不可能有明確要求，其階段性也難以劃定，隻要唐皇朝存在一日，國史修撰就要繼續一日，故創始易而續作難，草撰易而成稿難。二是主觀原因，即史官的修養、德行頗有差異，以致影響到國史修撰幾起幾落，難以見到突出成效。這或許就是人們從《唐會要》、兩《唐書》的有關記載中，發現國史修撰遠不如實錄纂修來得突出的基本原因。
這裏，我們簡略地梳理一下唐國史修撰的情況及其成就和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劉知幾所做的總結性概括，從唐初至武則天時期的約五十年中，唐國史修撰已經出現了兩起兩落的演變過程。
——所謂一起是：“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於誌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複為五十卷。雖雲繁雜，時有可觀。”
——所謂一落是：“龍朔中，（許）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誌，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
——所謂再起是：“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於誌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
——所謂再落是：“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遠。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厘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