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兩晉南北朝起居注的撰寫
起居注、實錄、國史，是中國古代官修本朝史的三種重要形式。
所謂起居注，唐代史家給它下了這樣的定義：“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又說：“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1]唐初，史官褚遂良同唐太宗有一段對話，可進一步說明起居注的性質：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2]
由此可見，起居注是史官或近臣記帝王言行之書，具有原始記錄的性質，其記事原則是“善惡畢書”。
今查《隋書·經籍誌》史部、《新唐書·藝文誌》史部著錄，可知兩晉、南北朝時期，起居注的撰寫頗受重視。《隋書誌》著錄兩晉起居注二十一種（其中《元康起居注》重複著錄，實為二十種），《新唐誌》著錄兩晉起居注二十二種。前者無《永平起居注》、《崇寧起居注》，後者無《元康起居注》、《隆安起居注》，但多出兩種《晉起居注鈔》。南朝劉宋時劉道薈匯集《晉起居注》，二誌皆有著錄，前者作三百十七卷（原注曰：梁時有三百二十二卷），後者作三百二十卷。這可證明南朝時人們對整理、保存起居注的重視。
《隋書·經籍誌》史部、《新唐書·藝文誌》史部著錄南北朝起居注的情況多有異同，略見下表：
續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是南北朝時期南、北官修史書都重視起居注的撰寫，尤其是北魏起居注多至三百餘卷，說明其史官製度的健全；二是與東晉並存的十六國，有的也撰寫了起居注；三是由於社會的動**，起居注的散失嚴重，由此想到曆史上不論是官府還是私家，其搜求典籍、整理文獻的種種努力，對於中華文明之曆史記錄的傳承是多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