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門閥地主占統治地位。重視譜牒和禮書，是這個時代在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方麵的兩個特點。
禮書的纂修，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的一個突出表現，它與譜牒之學的興盛、衰落大致是同步的。我們可以說，禮書、譜牒的命運是同門閥的命運相始終的。
門閥尚禮，是這時期禮書逐漸繁盛起來的重要原因。其禮書之纂修，顯示出兩個特點：一是賦予禮以越來越多的思想內涵，二是賦予它越來越細密的繁文縟節。
司馬遷對禮的看法是：“洋洋美德乎！宰製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餘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製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他又說：“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80]在司馬遷看來，禮的製定，是“人道”的需要，是劃分人的等級的原則，是“整齊”社會秩序的依據。這裏，並無任何神秘的色彩。班固著《漢書》，其《禮樂誌》便賦予禮較多的內涵，他寫道：“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製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81]這樣，班固就把禮與“通神明”聯係起來，從而賦予禮以某種神秘的色彩。《史記》、《漢書》關於禮的記述，也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比較簡略。《史記·禮書》僅有一卷，《漢書》是以禮、樂合誌，總為一卷。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家們關於禮的認識與表述，一般說來，都是循著上述兩個特點在發展的。
南北朝時期，沈約撰《宋書》，其《禮誌》多達五卷；魏收撰《魏書》，其《禮誌》也有四卷。此二誌所記，有關於禮製者，有關於議禮製者，均煩瑣、冗長，而尤重於祭、喪之禮。《宋書·禮誌》上起魏晉，以明相因之義。《魏書·禮誌》隻敘北魏-東魏，但其有關禮製之根據，往往引證兩漢。值得注意的是，魏收對於禮，是強調了“本於人心，會於神道”[83]，而沈約反倒未曾如此，或如同班固那樣，把禮同“通神明”聯係起來[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