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為什麽那麽多的史家、學者潛心積思，致力於譜學的研究？為什麽最高統治集團如此重視譜係之學，組織修撰了一部又一部大型譜牒著作？究其主要原因，這是唐代政治生活的需要，即是最高統治集團為了調節地主階級各階層之間的關係的需要。唐代譜學是唐代政治的附屬品和折光鏡：它從屬於政治，又曲折地反映著政治；它由於政治上的某種迫切需要而發展起來，又隨著此種需要之迫切性的逐步消失而衰落下去。
李唐皇朝是依靠關隴士族、山東士族、江南士族和一部分庶族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來的。因此，唐太宗初年，隨著唐皇朝對各地大規模軍事征服活動的結束，以及國家統一局麵的形成和政治統治逐步走上軌道，為了鞏固中央集權，穩定統治秩序，唐太宗在采取一係列經濟、政治措施的同時，還十分注意於調整統治階級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氏族誌》的修訂，就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進行的。
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基本原則有兩條：一條是普遍搜集全國譜牒，“憑據史傳考其真偽”，真者存之，偽者黜之，即仍然承認魏、晉以來的士族地主的門閥地位。另一條是“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所謂“忠賢”、“悖逆”，自然主要是視其對李唐政權的態度而定。前一條原則滋生於曆史，後一條原則著眼於現實。但是，傳統的門閥觀念很深的高士廉諸人，根據這兩條原則，在《氏族誌》的初稿中，依然習慣地把山東崔幹列為第一等。對此，出身於關隴士族且又身居最高統治者的唐太宗當然是不能接受的。事實上是自唐皇朝建立以來，最高統治者就曾不止一次地批評過山東士族[52]，現在居然又搞出了一部把山東崔氏置於天下之冠的《氏族誌》來，這使唐太宗不能不感到憤慨。因此，他嚴厲而又明確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