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治譜牒之學者頗有其人，上文所舉傅昭、姚察是為名家。此外如：徐勉“該綜百氏，皆為避諱”[1]。劉杳“博綜群書”，深於譜學之史。史載：“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雲：‘桓譚《新論》雲：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2]又有陸瓊“詳練譜牒，雅鑒人倫”[3]，等等。北魏元暉業撰有《辯宗錄》等書[4]，說明北朝的譜牒之學也很受重視。北齊魏收撰《魏書》，多采用譜牒之書，據以入史，釀成了《魏書》的風波，經久而不能平息[5]，是北朝重譜學而引發的一場鬧劇。
從南朝譜學來看，賈氏譜學與王氏譜學最為知名，影響也更大。唐代譜學名家柳芳對此有所論述，他寫道：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6]
這一段話，把士族、譜籍、世胄、世官、譜學、譜局等之間的關係揭示得十分清晰。正是由於譜學在政治、思想和世風上具有如此重要地位，故唐初史家撰《隋書·經籍誌二》乃以“譜係篇”為史部十三類之一。如前所述，其小序反複申言：“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又說：“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可見，譜學的發展在東晉、南朝實為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蕭子顯《南齊書》記東晉、南朝賈弼之及其子、孫三世治譜學，以及蕭齊王儉隨之而起關注譜學事，他寫道：“先是譜學未有名家，（賈）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齊）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7]《隋書·經籍誌》史部“譜係篇”的著錄，雖已見不到賈淵祖孫三代人致力於譜學的具體麵貌，但蕭齊王儉以下的譜學之書，仍可以反映出那時譜學發展的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