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家》《二體》未能包舉百代史學
劉知幾著《史通》，以《六家》《二體》兩篇，冠蓋全書，足見其重要。同時，知幾對他的“六家”“二體”之說，頗為自信。《六家》篇雲：“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這六種史書體例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知幾進而寫道：“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他的這些話，斬釘截鐵，毫無商榷的餘地。由於“時移世異”，“樸散淳消”，故《尚書》《春秋》《國語》《史記》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於是乃有“二體”說。劉知幾所說的“二體”，是斷代編年體和斷代紀傳體。他認為，西漢以後的曆史著述情況是“班（固）、荀（悅）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在劉知幾看來，這種認識是不可移易的。
《史通通釋》的撰者、清人浦起龍把劉知幾的這些論斷的價值又進一步抬高了，他說：“史體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舉數也，欲溢為七而無欠，欲減為五則不金”[2]；“《六家》舉史體之大全，《二體》定史家之正用。……自後秘省敕撰，唯此二途；藝文史部，必先二類。知幾是篇，誠百代之質的也”[3]。
近讀張孟倫先生所著《劉知幾〈史通〉評》一文，文中寫道：“《六家》、《二體》兩篇，實將我國汗牛充棟的史書的體例，作了一個窮盡原委、脈絡分明的高度概括性的敘述，從而不但綱維了百代群史，而且張開了《史通》全書總目”[4]。這個評論，比起浦起龍的評論來說，又提高了一步。
劉知幾是古代大史學家，《史通》中的《六家》《二體》兩篇在總結中國古代史書體裁方麵確有一定的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說“史之流品”，窮於六家；曆史撰著不出班、荀二途；《六家》篇“綱維百代群史”，《二體》篇“誠百代之質的”，等等，鄙意以為均與實際情況頗不相符，因而也就難免有過譽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