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對於人們認識曆史的重要，還有一個很突出的方麵，這就是關於古今相通、相通之中存在變化的認識。從最一般的意義上來說，曆史是過去的事情；它跟今天即現實究竟有什麽關係，明了這種關係對人們有什麽認識上和實踐上的價值，這是很容易引起人們興趣的問題。因此，可以認為，“通古今之變”是史學與認識曆史的關係中最有普遍意義的一個問題。
先秦時期，史家對於曆史發展中的古今相通和相通之中的變化，已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認識。孔子在說到夏、殷、周的製度時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59]在孔子看來，夏、殷、周三代在禮儀製度方麵是相通的，而周代的禮儀製度在吸收了夏、殷二代的基礎上更加豐富多彩，這是指出相通之中也有變化。晉國史官史墨針對魯國國君和大夫季氏政治勢力的消長時指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穀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60]史墨認為，政權的轉移和君臣關係的變化，是古今社會曆史中經常發生的事情。他說的“三後”是指虞、夏、商；而按照他的認識，周也是不會例外的，隻是沒有明確地說出來罷了。孔子和史墨，一個是講禮儀製度，一個是講政權，雖然不是就整個曆史說的，但它們畢竟是文明時代曆史發展中的重要方麵。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說是以“文獻”為根據，史墨的話大多也是從曆史記載中概括出來的。
先秦時期的人們，對“通”和“變”也有很廣泛的認識。在這方麵，《易·係辭》是最有代表性的。它認為，變化首先是一種自然現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的原因是什麽呢？是“剛”與“柔”的相互作用：“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它又認為，在人類社會曆史中也存在變化，指出：“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在這個變化中，人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參與者。它常以“通”與“變”連用而表達變化的持久狀態。那麽什麽是“變”，什麽是“通”呢？它說：“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猶如門的一開一閉而生變化，這種不窮的變化就是通。這種對“變”與“通”的認識與實踐，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它指出：“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裏說的“化而裁之”“推而行之”，更加突出了人的作用。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它關於“變”“通”的總的公式是：“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曆史上的人們稱這個公式為“窮一變一通一久”，用以概括事物發展的法則。它還指出：“變通者，趣時者也”，“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61]這就是說：“變通”是一種適時，也是一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