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表現了哲學的個性。很顯然，以希臘羅馬哲學為源頭的西方哲學，與以儒墨道法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哲學相比，各有特點。當然個性中存在共性，如辯證思維、唯物主義原則、無神論思想，等等，都有許多相似或相同之點。但這種同是異中之同。
從哲學的著力點看，西方開始關注的是自然。自然哲學，即以自然為對象的哲學思考。這當然不限於自然，實際上是世界觀而非僅僅是自然觀。在古代希臘羅馬，自然觀與世界觀是同一的。而中國哲學以儒家為代表著重人倫，即人際關係中的倫理道德問題。中國哲學中也講自然，如莊子，但講的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本性。老子講到一些宇宙論的問題，但整個說來自然並非其哲學的關注點。因而中國哲學與自然科學聯係較少。這一傳統一直影響到整個中國哲學。自從1840年以後，困擾中國的突出問題是社會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革命問題，因此哲學關注的重點不是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不是認識論問題，而是社會發展問題。而西方由於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生產和科學的發展，哲學中的認識論、方法論被提到重要地位，而且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科學哲學成為哲學的熱點，這種情況在中國哲學研究中沒有出現。
從哲學思維方式來說，西方哲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因此明於天人之分，以世界為對象，以人為主體，強調對事物的觀察、實驗並求助於理性；中國哲學強調人倫，強調道德的人類本性，因而追求天人合一，反求諸己，提倡悟、頓悟、徹悟。
至於哲學範疇，也各有特色。中國哲學講理氣、陰陽、有無、動靜、形神、知行，而西方哲學則講矛盾、一多、感性理性、質量、肯定否定。我們現在哲學教科書中的範疇，是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改造、具有西方哲學特點的範疇。這些範疇由於與自然科學的成就聯係較緊，可以采用，不必回過頭去一概采用中國哲學的原有範疇，但中國哲學中的一些範疇仍然可以使用。毛澤東《實踐論》的副標題就是論知行問題。中國哲學中的某些範疇經過整理和清洗，可以引入現行教科書，以利於中國人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