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意識形態都不能脫離它的時代，但又各有特點。例如，文學的時代性非常顯著。恩格斯認為文學應該描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環境是時代的典型環境，典型性格是時代人物的典型性格。一部小說的主題、人物、語言都離不開它的時代。可哲學的時代性比起文學就不那麽明顯，哲學不是以事——人物、情節、故事，而是以命題、概念、範疇來反映對象，因此似乎與時代無關。其實真正的哲學家都是他那個時代的智者，他抓住了時代的問題，站在他那個時代的高度來觀察問題。一個真正有成就的哲學體係都直接或間接地、或多或少地解決了它那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盧卡奇在《理性的毀滅》中說過一段很有意義的話：“哲學的曆史，正像藝術的曆史一樣，從來不像它們的資產階級曆史學者所認為的那樣，簡單的是一種哲學觀念或哲學人物的曆史。對哲學來說，問題及其解決的方向，都是由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階級鬥爭的開展提出來的。如不根據對這些首要推動力的認識，一個時期的哲學線索就不可能被揭示出來。”“一個思想家越有才華和天才，他就越是他的時代、國家和階級的產兒。”所謂哲學家的天才、才華、思維和理論水平，無非是能解決它的時代所麵臨的問題。否則，所有這一切都是空話。哲學家不應該是吐絲織網的蜘蛛，隻顧欣賞自己編織的精致的思辨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