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問題曆來是哲學關注的重要問題。中國哲學更是如此。道家要人成為真人，儒家要人成為聖人。儒家經典千言萬語歸總是一句話，為人指出一條通過道德修養達到聖人的路。人人皆可為堯舜，這就是儒家的信條。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說哲學的功能“不是增加實際的知識，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還說“成為聖人就是達到人作為人的最高成就。這是哲學的崇高任務”。強調哲學的人生觀職能是對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們忽視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當然人生觀隻是哲學的重要方麵而不是唯一的內容，實際上沒有脫離世界觀、曆史觀的人生觀。隻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到，任何對人生問題的根本觀點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觀、曆史觀為出發點的。對人生問題的哲學解決非常明顯地表現了一個哲學家的世界觀、曆史觀。因此人生觀的教育不能就人生談人生，這是淺層次的，應該深入到世界觀、曆史觀的領域。
人生觀其實也可說是人死觀。講到人如何生、生的意義，當然離不開死、死的意義。所謂有的死重於泰山，有的死輕於鴻毛，講的就是死的意義問題。這個死的意義就是人生觀的重要內容。可以說，英雄與懦夫、流芳千古與遺臭萬年的分界線往往決定於麵對死亡時的態度。方誌敏、董存瑞、黃繼光，英名長存，都是表現在麵對死亡的態度上。中國古訓臨難毋苟免，講的是氣節，也是對待死亡的哲學。
死有兩種：自然死亡與非自然死亡。而非自然死亡中最壯烈、最感人的是為事業而獻身，如死在敵人的刑場或戰場。
能正確對待自然死亡的，是哲學家；能正確對待以身就死的，是革命家。哲學家中議論死亡的著作不少，多指第一種死亡。中國《莊子》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如何對待死。外國不少著作中也談及死亡。西塞羅說：“一個哲學家的全部生活乃是冥思他的死亡。”蒙田在《人生隨筆》中說：“死亡是我們存在的一部分，其必要性並不亞於生活。”他還認為猝死是最幸福的，因為他沒有死亡的恐懼：“最少經予思的死亡是最安逸和最幸福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