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人們起初多是從以下兩個方麵理解的：一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另一則是將這一結合所形成的思想用民族化的因而是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語言加以表述。從當時人們所麵臨的問題考慮，這樣一種規定的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同樣明顯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本身又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並不限於這兩個方麵。如果考慮到中西之間不僅在各種顯性的文化成果上，而且在內在的思維方式上，有著最為顯著的不同，而這種思維方式上的重大差異不可能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中體現出來。因而對於這一問題的深入理解，就應該進一步從思維方式的差異上來提出問題，即考察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的影響作用，特別是考察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典範的毛澤東哲學之形成中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所起的作用。不從中西思維方式差異，亦即中西方看事物方式的“視差”的高度著眼，就難以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層中國化。
當然，隨著研究的進展，人們也從中西文化、中西哲學差異方麵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這些研究大多或隻限於從毛澤東等人的哲學思想對於中國傳統哲學某些內容的繼承和汲取著眼，或者隻在一種籠統的意義上談論中國哲學傳統，而並未上升到思維方式的差異上麵來。此外，也有一些學者論及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意義，但這些論述中的思維方式概念卻多是在一種比較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的，例如，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往往被概括為“‘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致思實用”、“體用合一”、“躬行實踐”、“內聖外王”，“哲學與重大現實問題相結合，與倫理、人生問題相結合”，“實學精神”，“強調立足於現實、立足於實踐，來發現、把握現實的矛盾運動，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促成矛盾的轉化”等特征。顯然，這樣寬泛理解的“思維方式”並不足以將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區別開來。近年來則有學者，如田辰山先生，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時注意到了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強調了傳統思維方式對於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影響作用，因而對此問題的研究有重大推進。但就目前的狀況而言，這些研究在理解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以及毛澤東與馬克思哲學的關係等問題上，似乎還有進一步拓展之餘地。為避免以往研究中“思維方式”概念過於寬泛之弊端，以有效推進此項研究，在本項研究中，“思維方式”取一種較為狹窄的含義，即意指一種文化傳統在觀念中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或框架。因此，要推進這一問題的研究，從根本上說，首先還在於基於前人的研究恰切地把握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並在此基礎上仔細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的中國傳統元素之作用及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