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初，主要集中於唯物史觀之宣傳，而從瞿秋白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呈現出了一種體係化的趨勢。何以會有這一變化呢？這有內外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受傳播的路徑依賴之限製；另一則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之內在的需要。
1.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內在需要
從理論傳播自身方麵看，體係化是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所需要的。這是因為，一當馬克思主義從眾多外來的“主義”中脫穎而出，為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所選中之時，便立即麵臨著一個問題，如何使其成為廣大國人所信奉之“主義”，而不僅僅是少數先進分子的“主義”。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進行的工作便是，通過論辯，駁倒其他競爭性的“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獲得全勝。事實上，五四時期的數次思想論爭，即“問題與主義”論爭，社會主義問題論爭，無政府主義問題論爭，以及20世紀30年代的唯物辯證法論爭，都是一種通過論辯，駁倒競爭性對手而擴大自身影響的特殊的傳播行為。這一點，其實在唯物辯證法論戰中的對手們也自覺到了。例如，張東蓀便說，“唯物辯證法既是侵入了哲學領土，則哲學家便不能置之不理”[1]。與此同時，通過通俗化的宣傳，使廣大民眾，首先是廣大青年接受馬克思主義，使得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亦是壯大自身的傳播所必需的。但要使這兩個方麵的工作富有成效，體係化是必不可少的。這正如成體係化的即有組織的隊伍才能更有效地戰勝對手一樣，隻有體係化，才能一方麵最有力地駁倒其他競爭對手，另一方麵，最有成效地傳播於廣大民眾。
2.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路徑依賴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當時處於國家危亡之際的先進的中國人為了尋求救國之道，而最終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則是這種接受和傳播依賴於可獲得的馬克思主義資料，而尚未取得獨立的理論形態。這當中，如前述，十月革命的激發作用不可忽視。正是在十月革命的激發下，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試圖以俄為師來改造中國。不言而喻，這樣一來，來自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便不可避免地要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毛澤東說“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2]。“找到”一詞，著實耐人尋味。毛澤東當然知道中國人最先並不是從俄國人那裏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他後來在會見日本友人時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日本要比中國早，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是從日本得到的。通過日文本學習到了馬克思主義。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寫的著作現在仍是我們的參考書”[3]。但他之所以這麽說，乃是道出了一個並非表麵而是實質性的事實，那就是通過俄國人，中國人才將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能夠救國救民的東西接受了下來。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遭遇了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何以為計？數代中國人苦苦尋覓，誠可謂“眾裏尋他千百度”，但隻有在十月革命的警醒下，才“驀然回首”，發現了救國之“真經”卻在那“燈火闌珊處”。從此往後，十月革命的俄國就成了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參照係。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一批旅俄的共產主義者陸續回國，他們帶回來的正是蘇聯版本的馬克思主義。這就同時極大地改變了以往俄語人才和資料缺乏之狀況。由於十月革命的強大影響力，這一時期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尤其成為中國人學習、仿效和宣傳的藍本，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體係化則成為其時傳播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