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辭源學上，認識論一詞的英文是Epistemology，它由希臘字Episteme，即知識轉化而來，指關於知識的學說。西方有人把認識論稱作知識論，認為它主要研究知識的本質和起源、知識的構造和界限、知識的確實性和必然性，以及知識與信仰的區別等。
人類自從誕生以來，就不斷地認識外部世界，也認識著人類自身。人類永遠是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生存、發展、變革與創新的。所以，認識論問題是伴隨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而不斷產生和發展的。
早在古希臘哲學時期，認識論問題就引起了思想家們的關注。巴門尼德提出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並給出了肯定的回答，認為思維能夠反映存在。蘇格拉底也提出了“美德即知識”的著名命題，強調了美德對於人類生活的重要性。那麽美德怎樣才能夠獲得呢？他認為要通過學習來獲得，而學習便是一種認識活動，在認識活動當中，人類實現了對於世界以及人類自身的把握。柏拉圖也提出了關於認識論問題的“洞穴隱喻”，認為洞穴裏的人通過洞穴之口透過的陽光看見人的影子實現對人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是人的先天心靈當中就存在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將這種認識能力發掘出來，柏拉圖的這種以理念論為前提、以影像論為表征的認識論，奠定了理性主義認識論的基石。當然，在古代和中世紀，從總體上看，認識論還是居於對本體論的附屬和服務地位的。
近代以來，認識論不僅分化出來和獨立起來，並且取代本體論的中心地位而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或至少是主要問題之一。黑格爾認為：“真正說來，〔力求掌握〕真理本身的哲學，是在十六、十七世紀才重新出現的。”[1]美國哲學家M.K.穆尼茨則明確指出：“從笛卡兒開始的近代哲學，其中心任務是研究認識論（知識理論）問題。”[2]我國著名西方哲學史專家陳修齋先生等則更明確地談到西方哲學由本體論中心向認識論中心的轉移問題。他們認為：“總的說來，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哲學的中心問題可以說是本體論的問題。也就是說，古代哲學家們的注意力主要地是放在本體論方麵，而不是放在認識論方麵；在他們那裏，對於認識論的研究，通常是作為論證本體的一種方式而隸屬於本體論的。隻是到了近代，這種狀況才有了根本改變，認識論問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變成了日益突出的問題，一躍而成為哲學的主要問題，至少是主要問題之一。”[3] 對本體論問題的深度闡釋需要認識論的支持，對於社會變革的解釋和引領需要認識論的發展，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相對獨立化發展，既表征著也促進了人類認識的發展。自然科學在方法論方麵的成果，則為認識論的研究提供了比較專門的、堅實的對象性基礎，從而既為從哲學角度總結概括自然科學發現的認識論機理提出了緊迫的要求，也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於是，認識問題成為近代哲學的軸心，認識論成為近代哲學的主要構成部分，認識論思維方式則成為人類哲學思維在近代哲學中的主導形式和主要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