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生產、人自身生產、精神生產的關係及其曆史地位的問題，本來與曆史發展的規律問題密切相關，但由於這一問題在我國哲學界引起了較長時間的討論，而且在討論過程中出現了大起大落的現象，因此，我把這一問題單獨加以介紹。
從總體上看，我國哲學界對物質生產、人自身生產、精神生產的關係及其曆史地位的研究與討論，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50-60年代，這一階段的研究和討論受到蘇聯哲學界的影響，基本上否定了“兩種生產”理論，即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生產是曆史發展中的決定性因素的觀點，並認為把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生產同等看待，是犯了“二元論”的錯誤。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這一階段的研究和討論則基本上肯定了“兩種生產”理論，認為人類曆史就是物質資料生產和人自身生產的曆史，因而“兩種生產”理論不是“二元論”，而是唯物主義的一元論，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是曆史中的決定性因素。
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至今，這一階段的研究和討論充分肯定並深化了“兩種生產”理論，同時提出了精神生產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全麵展開了對“三種生產”——物質生產、人自身生產和精神生產之間關係的研究。問題的探討還在不斷地深入。
從曆史上看，關於“兩種生產”理論的爭論始自對恩格斯一個著名論斷的不同理解。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曆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麵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麵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一定曆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製度，受著兩種生產的製約：一方麵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製約，另一方麵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製約。”[8]首先指責恩格斯這一觀點的是“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亨利希·庫諾夫。庫諾夫認為，恩格斯的這一觀點是“把**同經濟方式等量齊觀”，否定了“社會製度和社會觀點取決於經濟發展水平”的唯物主義一元論，“完全破壞了唯物主義曆史觀的統一性”[9]。繼而非難恩格斯這一觀點的是俄國的米海洛夫斯基。在米海洛夫斯基看來，恩格斯“改變了最初的觀點”，不得不承認在物質資料生產之旁還有“同等意義”的因素。蘇聯哲學界一度認為“兩種生產”理論是不精確的提法，犯了“二元論”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