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14]如果曆史觀的基礎並不在於自身的自我確證，而在於人們的物質活動、物質交往和現實生活，那麽，對於曆史觀來說，首要的就是揭示人們的物質活動、物質交往和現實生活。為此，就必須建構科學的曆史認識論並以此為認識前提。
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以實踐為基石實現了從抽象認識論到曆史認識論的轉換。
在寫作《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之前，馬克思再次研究了英國古典經濟學，認識到工業的曆史意義，認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工業導致了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正是在現代大工業生產中，人類擺脫了對自然的依賴性，以主體身份進入到物質世界的運動過程中，並創造了一個屬人世界。工業機器結構已經成為我們周圍世界客體結構的重要構件，自然由此第一次成為被人類主體全麵支配的客體。正是沒有認識這一點，費爾巴哈才犯了直觀主義的錯誤。馬克思指出：費爾巴哈“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曆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15]。所以，《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對費爾巴哈直觀性的批判，並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感性活動上，而是深入到了工業生產的實踐活動中。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理解馬克思。
從工業生產實踐出發，我們就不再像在自然經濟中那樣簡單地直觀自然對象，而是能動地反思“對象、現實、感性”，自然經濟中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區分第一次被工業實踐消除了。如果將工業實踐這一現實基礎抽離掉，那麽，就會產生主體與客體的分離，而隻要產生了這一分離，就會出現康德所說的現象與物自體的二元對立。所以，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16]理論的問題是在實踐中產生的，因此，首要的問題是對實踐本身的理解與認識，這是馬克思主義曆史觀超越傳統認識論的現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