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形態的更替有三種不同的情況，即自然形態、派生形態和超越形態。當各個民族或國家處於封閉狀態時，每一個民族的曆史都要重複“同一的曆史必然性”，社會發展的模式以自然形態為主。當交往的因素出現後，尤其是當交往步入區域性、世界性之後，“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26]，從而形成了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變革都有依存關係的狀態。從這個時候起，社會發展中以自然形態為主的發展模式被揚棄了，派生形態或超越形態開始出現，並逐漸成為社會發展中的普遍現象或常規現象，社會發展開始加速度化。
所謂自然形態，是指外部因素、外部關係對該社會的發展影響極小，從而可以忽略不計，發展主要是本民族或國家的內部因素、內部關係決定的。用當代社會發展理論話語來說，自然形態屬於內源發展。古代文明圈，即中國、印度、兩河流域、希臘、埃及等文明的發展幾乎都是內源發展。中國封建社會和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也屬於內源發展。這些發展基本上是在彼此隔離、互不幹擾的情況下完成的。從總體上看，在資本主義開創世界曆史之前，自然形態是社會發展中的主導類型。
自然形態占主導地位的前提是，環境是孤立封閉的。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自然形態是該社會的各種要素和關係“自然發生”的過程，這一發展過程的各個階段則是該社會“自然的發展階段”。“自然發生”形成社會的“殊化”，即不同的自然發生的類型之間有不同的遺傳“密碼”機製，從而規定不同共同體的獨立性；而這一“殊化”的遺傳“密碼”又是形成社會發展多樣性的源頭。不同的社會共同體由於遺傳“密碼”的不同，而後發展的道路、側重點、生長點也有所不同。馬克思十分重視對社會的“自然發生”分析。在馬克思看來，“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27]，而遠古時期的人們則是“原始的、通過自然發生的途徑產生的”[28]。“自然發生”分析是馬克思分析一切社會有機體的起點，即使社會發展到高級形式，它們仍然有著“自然發生”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