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麽，這是哲學家們給予特別關注而又眾說紛紜的問題，以至盧梭感歎道：“人類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關於‘人’的知識”[1]。的確如此，人類最關心的是自己，但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最不了解的恰恰是自己。從普羅泰戈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到費爾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尺度”，從亞裏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動物”到富蘭克林的“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從拉美特利的“人是機器”到康德的“人是目的”，從愛爾維修的“人是環境的產物”到薩特的“存在先於本質”……自從蘇格拉底提出“認識你自己”以來，人的問題猶如一隻“看不見的手”牽引著哲學家們不停思索、寢食難安。在一定意義上說，一部哲學史就是“人學”史。
眾多哲學家在回答人這個“斯芬克斯之謎”時，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具有合理因素的觀點，但從總體上看，他們的解答大多是片麵的。其失誤主要在於：沒有站在人是社會活動產物的高度來把握人的本質，往往把人的本質簡單地歸結為人的某一種特性，認為人的本質是先天的、固定不變的；沒有把人放到社會關係中來研究，沒有對人的社會特質給予足夠的關注，即使有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人的社會性方麵，但由於不懂得實踐是人的生存方式，因而沒有真正說明人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曆史觀所理解的人首先是“有生命的個人”，因為“全部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2]。問題在於，“有生命的個人”是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改造自然而存在的，實踐構成了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動形式。因此，“有生命的個人”就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