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創新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獲取理論資源；二是發現理論困難。這兩個前提是相輔相成的：隻有獲取相應的理論資源，才有可能發現相應的理論困難；隻有發現相應的理論困難，才能活化相應的理論資源。正是在獲取理論資源和發現理論困難的雙重互動中，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理論創新。
哲學創新的艱難，首先在於哲學必須以理論方式把握到自己時代的人類性問題。人類生活的每個時代，都充滿著錯綜複雜的矛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之間的矛盾，個人之間、群體之間、階層之間、階級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由這些矛盾所構成的社會製度問題、政治理想問題、倫理道德問題、價值觀念問題、社會心理問題和社會思潮問題，使得哲學總是在神聖與世俗之間、理性與非理性之間、標準與選擇之間、必然與自由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曆史的“大尺度”與“小尺度”之間徘徊。這種關於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哲學思考，既不能憑借某個人的“體驗”和“思辨”來回答，也不能依靠“數據的堆砌”和“實例的總和”來論證，而隻有運用恩格斯所說的“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也就是以積澱著整個人類文明史的“思想性的曆史”，才能在哲學的層麵上達到對時代性的人類問題的深層的理解、全麵的把握和批判性的反思，從而使哲學真正成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離開以“思想性的曆史”為“階梯”和“支撐點”的“哲學創新”，既經受不住“思想性的曆史”的追問，也經受不住時代性的人類問題的詰難。
哲學創新的艱難，又在於哲學對時代問題的理解和把握，並不僅僅取決於理論與經驗之間的“外部困難”，而且取決於各種理論之間的“內部困難”。恩格斯說：“在社會曆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1]這些各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圖”和“目的”，總是經由哲學家的思維著的頭腦而構成作為理論形態的人類自我意識的各種不同的哲學，並從而成為人們觀察和把握現實的相互衝突的理論。離開對相互衝突的理論的深入研究和批判反思，就會隻把某種“曆史性的思想”作為觀察所負載的理論，從而失去理論創新的批判力。例如，當代哲學在討論特別關切的“正義”問題時，不僅不能回避羅爾斯、諾齊克和哈耶克這些哲學家的論著，不僅不能繞開新自由主義、新左派和新保守主義這些哲學思潮，而且不能不麵對這些哲學論著和哲學思潮中的自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再到康德、黑格爾的“幽靈”。一個中國學者探討這個問題時，不僅不能回避這些西方的“幽靈”，更無法回避從孔孟、老莊到朱熹、王陽明再到康有為、梁啟超的“幽靈”。美國學者賓克萊在《理想的衝突》一書中提出，“一個人在對他能夠委身的價值進行探索時，要遇到許多競相爭取他信從的理想，他若要使這種探索得到滿足，就必須對各種理想有所了解”。離開這些理論資源，離開對這些理論資源的批判性反思，就不能深刻地提出問題和探索問題，當然也就談不到哲學創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