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論思維”的意義上研究和闡釋辯證法，既是恩格斯哲學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恩格斯對辯證法的獨特貢獻。他在《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和《費爾巴哈論》等哲學著作中，全麵地概括和總結了科學史、哲學史和人類史所體現的人類理論思維的曆史演進，深入地探討和闡發了經驗思維與理論思維、科學思維與哲學思維、自發的辯證法與自覺的辯證法、唯心的辯證法與唯物的辯證法的相互關係，具體地揭示和論證了辯證法與理論思維方式、辯證法與哲學基本問題、辯證法與自然科學成果、辯證法與曆史唯物主義、辯證法與科學社會主義等一係列重大理論問題，明確提出辯證法是“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曆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為後人提供了作為“理論思維”的辯證法。
然而，自20世紀以來的一百多年裏，恩格斯的哲學思想、特別是恩格斯的辯證法卻遭到來自兩個方麵的曲解：一是自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以來的哲學原理教科書，離開恩格斯對哲學思維的理論自覺和恩格斯所強調的“不再是哲學”的“世界觀”，以素樸實在論和直觀反映論的經驗思維描述和解釋恩格斯的辯證法，在相當程度上把辯證法變成了恩格斯尖銳批評的“刻板公式”和“語錄詞匯”；二是自盧卡奇的《曆史與階級意識》以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把恩格斯視為與馬克思不同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或“蘇聯模式馬克思主義”的始作俑者，同樣把恩格斯的辯證法歸結為素樸實在論和直觀反映論的經驗思維和以科學為內容的科學思維，並由此指認恩格斯的哲學思想是與馬克思不同的“科學主義”。
這兩方麵的曲解，既是“兩極相通”的，又是“相得益彰”的：一方麵，由於教科書以素樸實在論和直觀反映論的經驗思維描述和解釋恩格斯的辯證法，並以經驗思維的解釋原則大量引證恩格斯的論述作為教科書闡述辯證法的主要依據，從而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曲解和否認恩格斯的辯證法提供了“口實”；另一方麵，由於盧卡奇、薩特、阿爾都塞、科爾施、胡克、萊文、麥克萊倫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的辯證法”、“人學的辯證法”、“結構主義的辯證法”、“否定的辯證法”等對恩格斯及其辯證法的批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更加強化了把恩格斯的辯證法視為科學主義和經驗思維的“認同”。在這樣兩個方麵的“互動”中，“批評”恩格斯的辯證法、特別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中所闡發的辯證法，幾乎成了國內外許多學者的“共識”和“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