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卡奇在這裏似乎無意於立即深入到本體論的基礎中去開掘問題，而是把對辯證法的遺忘或否棄直接揭示為屈從於現代性的主流意識形態，亦即屈從於以知性科學及其方法作為範式與導引的經驗實證主義。但是，正像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用這種“理想的認識方式”來對抗辯證方法的“強製結構”一樣，這樣兩種方法——即知性科學的實證主義與革命的辯證方法——本身是對立的。盧卡奇牢牢地抓住了這一對立，並使之成為攻擊“庸俗馬克思主義”之闡釋定向的主要路徑。這一對立特別地表現為“事實”的曆史性質與實踐性質是否被清楚地意識到並且被充分地把握住。就前者而言，革命的辯證法“在其最內在的本質上是曆史的”，並因而不斷地指證“事實”及其相互聯係的內部結構本質上是曆史的，亦即處在一種連續不斷的變化過程中；與此相反，科學實證主義方法的“不科學性”，就在於它忽略甚至排除了“作為其依據的事實的曆史性質”，所謂“科學的精確性”理想乃以各種因素始終不變為前提，正像伽利略在現代的開端之際就已指出的方法論要求那樣。[31]
就後者而言，亦即就“事實”的實踐性質而言，則對立表現為：“在一切形而上學中，客體，即思考的對象，必須保持未被觸動和改變，因而思考本身始終隻是直觀的，不能成為實踐的；而對辯證方法說來，中心問題乃是改變現實。”[32]很顯然，就這一點而言，盧卡奇是正確的——他正確地要求把事物、對象、事實等當作曆史的東西、當作“實踐”來理解；至於這種要求深入到何種程度，並且在何種程度上保持其正確性，我們將在下麵討論。無論如何，正當普列漢諾夫們在“基礎”方麵通過費爾巴哈的定向而熱衷於知性科學的實證主義方向，並且無批判地執迷於“科學的精確性”時，盧卡奇直截了當地以革命的辯證法的名義對經驗實證主義進行批判，並要求在曆史中檢審“事實”在何時產生出“更大的科學不精確性”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