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中立是當前學術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在一些學者看來，似乎“學術”隻有排除了“價值判斷”，才有“研究”的必要，否則有淪為“政治”之嫌。價值中立這一舶來品，未經反思便確立起合法性。為此，我們有必要回到韋伯那裏，尋溯價值中立的本源。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海德堡大學可謂風雲際會。正是在1896年，韋伯受聘為該校政治科學教授。圍繞在他身邊，逐漸形成了一個“韋伯圈”，其中不乏文德爾班、李凱爾特、拉斯克、特勒爾奇、桑巴特、騰尼斯、西美爾、雅斯貝爾斯、盧卡奇、布洛赫等名家。不難發現，韋伯周圍聚集了文德爾班、李凱爾特、拉斯克等一大批新康德主義的代表人物，難免會受到他們思想的影響。無怪乎施路赫特說，韋伯學說隻能“從康德精神中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價值中立受到了新康德主義強調事實與價值二分的影響。
價值中立原則集中體現在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一書中。該書是一些論文的選輯，在《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1904年）和《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1917年）兩篇文章中，韋伯嚴格區分了經驗知識與價值判斷：“一門經驗科學並不能教給某人他應當做什麽，而是隻能教給他能夠做什麽，以及——在具體條件下——他想要做什麽”；“任何一門關於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在他看來，價值判斷完全出自個人主觀的情感作用，而與事實沒有任何邏輯的或本體的關聯。為此，學術研究必須排除價值判斷，以實現價值立場的中立。
價值中立是合理化過程的必然結果。韋伯區分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前者具有事實的性質，後者具有價值的性質。在他看來，西方現代社會的興起乃是合理化的產物，表現為工具理性的擴展和價值理性的萎縮。伴隨著這一過程，“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作為一種價值理性，學術研究中的價值判斷自然被“除魅”了，價值中立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