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如大多數人一樣——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有抱負、極其勤奮、自信到了自負，同時又對苦難中的人充滿同情（不僅對工人，而且對像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這類邊緣化的人群），狂熱的愛人和慈祥的父親。他是古希臘羅馬文化和英國、法國、德國及西班牙文學的專家，而且他在晚年還學習了俄語，以便更好地研究這個大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在馬克思看來，俄國是歐洲自由發展的沉重負擔。他的著作由於總是以原始語言形式出現的——但丁、莎士比亞、尤維納利斯、西塞羅、歌德和席勒等人的——大量名句而光彩熠熠。馬克思非常看重自己對工人運動的影響，同時他也非常看重是否作為學者得到認可。1867年4月24日他——不無驕傲地——從漢諾威寫信給友人恩格斯：“我們兩個人在德國，尤其是在‘有教養的’官場中的地位，跟我們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我們對於這些官員的影響比對庸人的影響要大些。”[1]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通信中有點倨傲地（以一種學生語言）把無產者稱作“庸人”。
在其他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工會會員中馬克思找不到能同他匹敵的對話夥伴，即使友人恩格斯，他也覺得由於自己在哲學和國民經濟學方麵的根本造詣而勝出一籌。有時，他的友人和無私的資助者也能覺察到這一點。恩格斯在退出歐門－恩格斯公司後支付給馬克思一筆可觀的津貼，這使得馬克思能夠全身心地投入科學研究中去。馬克思接受了這筆友好的救濟，認為這是完全應得的。在恩格斯的終身伴侶逝世之際，馬克思隻表示了有限的同情。他那寥寥幾句的慰問信甚至使極其忠誠的友人都感到——暫時地——不快。
燕妮·馬克思（婚前稱馮·威斯特華倫男爵小姐）一直是馬克思的最愛。1856年6月，當他的妻子和三個女兒在特裏爾拜訪她那病重的母親時，他給妻子寫了一封有趣而又充滿**的情書，這裏值得作一下詳細的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