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主要包括兩個問題：第一，究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係的建立如何汲取全球思想精華並創造中國特色？第二，這一創新的思想的曆史地位和世界意義是什麽？
關於第一個問題的解答，需要考慮思想資源來源的多樣性。中國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係的科學建構不僅需要實踐探索，更要凸顯理論自覺；理論自覺不能憑空地理論想象，更需要在實踐檢驗中批判地消化汲取一切傳統和當代的優秀的思想資源。在汲取相關思想資源中，我們不僅需要汲取西方的，而且要汲取東方的；不僅要研究非馬克思主義的，更要自覺地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因此，在治理體係的思想地圖上，我們的理論坐標應當是全方位的，我們的思想觸角應當保持著高度的開放性。我們需要對話，因為隻有對話才能有源頭活水；我們需要全方位對話，因為隻有全方位對話，才能保持我們的思想之光如無影燈般，因思想資源來自各異的角度而無影遮蔽。對話對象來自古今中外，我們需要全球視野；我們在話語中需要堅守立場，因而我們的思想有中國特色。
中國新現代的國家治理體係當然不僅是政府和市場失靈的產物，更是複雜現代化變量的回應性產物。前現代的傳統中國治理方式、西方的各階段治理方式、馬克思主義的治理思想都可以對應地找到發揮作用的機理。
西方圍繞治理問題有一係列的理論。我們需要厘清一條西方的思想資源的思路：從早期的啟蒙現代性關於國家分權治理的思想，亞當·斯密的“守夜人”的思想，到馬克斯·韋伯“精密機器論”的社會管理的經典現代性理論，T.帕森斯的結構功能理論，到凱恩斯主義的國家調節論，到後現代的西方的社會治理理論，再到多元主義政治學與法團主義政治學、新自由主義到新保守主義政治學之爭，應當有林林總總的思潮和理論需要我們全麵梳理。我們的國家治理體係理論需要積極借鑒西方的理論史的合理思想，也需要與西方思想家全麵對話。但是，國家治理體係理論絕不是西方學術思想的簡單跨界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