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主義創建於19世紀30年代，是以實證科學作為哲學基礎的哲學流派，這一哲學思潮的產生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本質上來講它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從這一意義上，實證主義之所以希望將其方法和思想介入社會科學中，有深刻的西方傳統的影響。
第一，西方具有深厚的理性主義傳統，這使得實證主義的理想得以在西方典型的文化語境中成長起來。早期認識世界的是本體論的認識論路徑，它更多地關注對外在於主體的世界進行客觀的界定。柏拉圖就是按照理想的、普遍的理念原型，來界定現實中的具體事物，賦予這些對象以名稱和意義的。在他看來，日常經驗中的世界是變化的和不善的，形成的僅僅是意見和信仰，而永恒的理念則構成了真實知識，保證了獲得真理的可能。由此，科學真理體現為絕對的理性形式。爾後，亞裏士多德則立足於經驗，認為所有的知識都來自於感覺的歸納，根據事物的性質、形式和過程，就可以理解世界的變化及存在，也就是說，可觀察性是獲得知識的重要手段，其結果就是形成了常識性的、客觀的和經驗的知識。
可以看出，這樣一種人類早期認識世界和自然現象的框架，更關注於以界定獨立存在的對象和真實世界為取向，關心的是世界的本質、構成和本源等問題，它為客觀知識提供了充分的保證，使得在人類早期，就能夠比較準確地把科學探索定位於工具性的成功之上。盡管文藝複興時期，對經驗的推崇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理性主義的權威，但是，古希臘形成的這種尋求絕對真理和客觀知識的傳統仍然得到了延續和發展。
之後，作為現代哲學之父的笛卡兒從“我思故我在”出發進行推理，把理性主義傳統發揮到了極致。我們之所以具有科學的知識，就因為主體本身的認知結構將它們呈現給了我們。由此，探討外延性的、因果性的和可觀察的外部事物，跟非外延的、非因果的和私人的心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成為了主要關注的論題。可以說，整個社會科學的論題和領域，正是在這一具有深厚理性主義色彩的文化傳統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