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對“新馬克思閱讀”這個研究綱領本身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行文至此，我們方才可以回到一開始提出的問題。首先，新馬克思閱讀運動為何會在20世紀60年代末興起呢？這有著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在這一曆史時期裏，西方國家早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巨大創傷中恢複了元氣，西方資本主義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福利國家製度開始建立並完善起來。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結構和國家功能，都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龐大的中產階級開始形成，社會福利增加，階級矛盾似乎前所未有地緩和了，也在現象上使得剝削的形式變換了模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人”“企業人”[26]開始成為社會的細胞，消費社會的來臨使得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全麵地與經濟活動綁定在一起。正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社會與國家，成為一個全新的理論課題。也正是在此時，西方學界的國家理論研究和資本邏輯研究開始興起，而新馬克思閱讀運動，與這一社會曆史背景以及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思潮背景密切相關。
“新馬克思閱讀”運動同法蘭克福學派有著非常深的淵源，眾所周知，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理論活動存在於文化批判領域和社會理論領域。那麽，以政治經濟學研究、價值形式理論研究為主要研究領域的“新馬克思閱讀”運動，在何種意義上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從而構成巴克豪斯和萊希爾特及其弟子們自稱“晚期法蘭克福學派”的理由呢？阿爾弗雷德·施密特給我們提供了一條非常重要的指示。在《曆史與結構》這本書中，施密特寫道：“在《啟蒙的辯證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試圖用一種經濟分析的方法說明這種現象（當代意識同曆史的疏遠的現象）。”這一判斷迥異於既往學術思想史對《啟蒙辯證法》的認識，以往對《啟蒙辯證法》乃至整個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研究，都錨定在一種社會批判理論、現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文化工業批判這種主體性的文化批判之上。佩裏·安德森就明確指出，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其研究方式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學研究，退回到了哲學研究之上。[27]然而施密特卻提示我們，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那裏，運用的恰恰是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沿著施密特的指示重讀《啟蒙辯證法》，我們會發現，在《啟蒙辯證法》中，不論是對西方理性傳統、神話與啟蒙的關係，還是對文化工業乃至反猶主義根源的探討，始終存在一條在“等價形式、等價物、剩餘價值、勞動”等概念線索之上的經濟分析。[28]實際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始終對政治經濟學研究有著持續的關注，但二人卻幾乎從未專門撰文寫作過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文章。故而在世人眼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顯然更多進行的是以工具理性批判、工業文化批判等文化批判為主的哲學研究。但是，正如施密特所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運用的恰恰是經濟分析的方法，這也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偉大之處，他們並非專業的經濟學家，但是他們對馬克思的閱讀與領會恰恰是精到的，即保持了對當代意識和曆史研究的總體性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