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代英國學院派左派理論家，雅索普思想的來源如前麵所述，是多元的，其個人理論興趣也很廣博，這給我們定位其理論位置帶來了一些難處。然而，雅索普曾說要通過對戰後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全麵研究，找出像英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的可能形態。而且，他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的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研究，就堅持從勞動過程（即生產過程）出發，堅持在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類型和周期。並且，他曾堅決否認自己屬於像後馬克思主義這樣的潮流的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因此，本文將他界定為具有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的新葛蘭西主義者。
首先，雅索普對國家理論的興趣是從研究葛蘭西開始的，他的整個理論運作受葛蘭西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理論的啟發。同時受到比比奧（Norberto Bobbio）等人對葛蘭西重新闡釋的影響。他們認為，葛蘭西將市民社會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來研究，而不是像馬克思一樣將市民社會等同於經濟關係，並以這種經濟關係作為上層建築的決定性基礎。在這一點上，葛蘭西將政治領導權特別是文化領導權的作用凸現出來，這正是“霸權”概念的創造性所在。雅索普對國家的理解框架，即經濟、文化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策略競爭與選擇，是在吸收了葛蘭西及普蘭查斯“國家是社會關係”啟示的基礎上，接合調節學派的市場非自洽性及波蘭尼的“市場社會”等洞見而形成的。而近期他更是關注文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這也主要是受到葛蘭西的上層建築和霸權思想的啟發。要言之，他是在葛蘭西開創的理論路徑中發展自己的理論的。同時，他也受到經阿爾都塞中介過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首創的從抽象與具體關係的影響，也受惠於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多元決定論影響，這從他對自己方法的命名“策略—關係”中保留“關係”，即某種意義上的“結構”，便可看出端倪。但是，在具體理論演繹中，雅索普已經刪除了“最終決定”，走向純粹具體中的偶然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