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索普這裏，對資本主義國家未來的追問是在策略—關係理論框架基礎之上，以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替代性方案的分析預測形式表現的。他分析了戰後國家的一般形式、特殊變體及其對經濟、社會再生產的作用。雅索普把這種國家形式解釋為與世界經濟特殊經濟政治空間中的資本積累特殊曆史階段相應的曆史性特殊政治統治。為了突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特殊性，他以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KWNS）這個理想類型表示福特主義社會中國家形式的特征。這四個術語，即KWNS，在經濟和社會再生產的基本維度上被接合起來。沿著這四個維度，雅索普考察了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的危機傾向，並且評論了解決或克服它們的試驗性做法。然後把各種觀點連接起來，以便鑒別替代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的尚不確定但畢竟是新生形式的資本主義國家類型。
雅索普認為這一新的國家形式應屬於一種“善的社會”。在《何謂善的社會》一書中，雅索普提出，在一個後福特主義時期應該追求一種“善的社會”，對此它將需要堅持三個寬泛的原則：首先，善的社會必須圍繞著一個“後—民族的”經濟和政治空間而被組織，在此空間中一個後福特主義經濟的不可避免的結構矛盾和策略困境能夠被按照“公共利益”來組織各種政策。雅索普希望“這些政策應該被用於減輕環境的影響和促進包含與勞動者一樣的消費者、社會運動和公民”。
其次，必須圍繞著為了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決定性的製定中擴大參與的政治爭論，這些也是重要的經濟原因。因為超經濟的因素在經濟行為中更加中心化，一個更廣泛的“股東”需要比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更加被要求包含其內。最後，在可預見的將來，民族國家應該在元治理中持續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