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主要闡釋的是雅索普著作中國家理論主題的變化。到此為止，我們尚未涉及國家理論本身。這並非是作者故意如此，而實在是因為：一種國家理論應該是什麽或應該包括什麽，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一則，有多少種國家的定義就會有多少種國家理論；另一則，由於國家定義的多元性，其研究方法也不盡相同。雅索普本人就認為“如果認為我們可以發展出一種完全確定的國家理論，這是徒然的”[15]。對於反思和重構資本主義國家這一其學術生涯中矢誌不渝的主題，雅索普並沒有停留在對資本主義國家具體現象的描述上，而是更加深入地挖掘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內在動力，探索如何最有效地分析資本主義國家的方法框架，這樣，對研究方法的探索成了雅索普國家理論的核心思想。因此，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對雅索普資本主義國家理論的進展做思想史的劃分，實際上就是對作為其發展動力的方法發展的劃分。在雅索普看來，方法論不但是國家理論發展的認識論，而且也是一種本體論關懷。他立足於馬克思方法的精髓——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特別是從抽象到具體，並對社會科學的其他方法和思維兼收並蓄，博采眾長，最終提出了獨創性的方法論範式策略—關係理論。需要強調的是，雅索普國家理論研究方法的演進並不是線性的、平滑的，而是具有其曆史時間性，經曆了多重思想認識的移轉。因此我們在解讀雅索普思想時，應盡量避免平麵化、線性目的論的主觀假設。在雅索普這裏，發展國家理論的核心便在於對其研究方法的探討、更新和應用。雅索普在《國家權力》一書的導言中，將自己的策略—關係方法建構分為三個時期：理論來源之間的互動與理論分析的相關工作；通過政治經濟學研究國家理論以及策略—關係方法這一概念的提出；在策略—關係方法基礎上提出國家理論發展中的“文化政治經濟學”（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ics）新範式。我們從其對自己每一階段的過程及其成果評介的分析中，可以發現雅索普的思想發展與躍遷的軌跡。根據他的這一表述以及筆者對其文本隱微的內在邏輯的診斷，本文概括出其國家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