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危機以及由此而來的馬克思主義危機，對於當時的歐美左派學者而言，不僅是一個必須正視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政治任務。因此，“左翼作家和專業學者廣泛參與到以新左派為顯著特征的激進政治辯論中來……以《大學與左派評論》《新明理者》還有《新左派評論》的最初幾期為典型的對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新思考，在諸如《新社會主義者》和《今日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雜誌中複興了”[24]。從一開始，拉克勞和墨菲就以異乎尋常的熱情投入了這場理論爭論，拉克勞和墨菲有關後馬克思主義規劃的大量文章就是發表在《今日馬克思主義》等雜誌上。從南美來到歐洲之後，與E.P.湯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理論家們積極投身於實際的共產主義政治活動不同，拉克勞和墨菲兩人更熱衷於抽象的理論研究。無論是拉克勞，還是墨菲，兩人在英國完成各自的學業之後，都無一例外地將在大學進行抽象的理論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拉克勞和墨菲一直過著一種典型的學院知識分子的生活，很少涉足具體的政治領域。這樣的選擇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時代潮流的順應，更是拉克勞和墨菲這一代左派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他們認為第一代新左派將新左派運動視為一場政治運動是一種錯誤的做法，主張將新左翼打造成為“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實體的計劃：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種‘思想運動’”，它與“典型的左翼或宗派組織的區別在於，它並不招募成員，而是通過爭吵、辯論、議論和教育，探討寬闊前線上的左翼政治文化”。“新左翼缺少嚴密的組織結構……缺少獨特的黨籍、規則、條例、黨的綱領或‘路線’……這些特征是對列寧主義和民主集中製組織形式批判的結果，是強調自我組織和參與政治學的產物。”[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