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後馬克思主義理論規劃的緣起，無論是拉克勞和墨菲本人，還是他們的批評者，都強調其直接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是拉克勞和墨菲後馬克思主義知識規劃誕生的直接曆史語境。對此，我們可以從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與“歐洲共產主義”的興起、階級政治的衰落與新社會運動的興起、新自由主義的崛起與左派政治的失利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知識氛圍的變化這四個方麵進行分析和說明。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歐洲發生了“許多引人注目的國際事件：如貝利亞事件、柏林工人暴動、給南斯拉夫恢複名譽、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波蘭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上述事件的發生嚴重地損害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光輝形象，動搖了人們對蘇聯模式的絕對忠誠，進一步促使西歐各國共產黨考慮本國的特殊的、區別於那些已經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有些黨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開始了獨立自主的發展；在一係列問題上，對蘇聯持有明顯的批評觀點，從而打破了蘇聯在國際工人運動和國際從產主義運動的一統天下”[4]。
作為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模式的替代，曾經一度中斷的“歐洲共產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通常所謂的‘歐洲共產主義’主張改造而不是管理資本主義社會；為國家壟斷資本製度提供社會主義選擇，不與這種製度溶為一體，不成為這種製度的一種政府。”[5]歐洲共產主義的這一策略遭到了第四國際領導人曼德爾的嚴厲批評，指責這一主張不過是第二國際考茨基修正主義策略的翻版，“卡裏略說的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對它進行改造，這就意味著循序漸進的轉變。而這恰恰是1914年以前的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對他們的戰略所下的、1921年又被考茨基重新撿起來的定義”[6]。而在理論上，歐洲許多左派學者在對斯大林集權主義的反思與批判中重新考察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在這一過程中，經過法國政治哲學家克洛德·勒福爾和卡斯托裏亞迪斯等人的努力，產生了一種以尋求不確定性和重新定義政治概念的政治哲學，“作為一名思考不確定性的思想家，勒福爾痛恨那些相信能發現、命名、闡述和窮盡實在本身的係統化思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