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百年來的國學發展，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思想軌跡和時代特征，這就是時代精神與國學的雙向互動。國學反映著時代精神，時代精神推動著國學，引領著國學。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近現代中國的時代主題是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建設民主、文明、富強的新中國。其間，貫穿始終的時代精神，是振興中華、實現現代化。從不同階段的發展來看，20世紀前半葉表現為禦侮圖強、振興中華；近二十年來，是改革創新，振興中華。
從20世紀初近現代意義的國學概念從日本引進中國，國內關於國學的爭鳴，東西文化的論戰、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中國文化出路的論戰，整個20世紀前半葉，國學在振興中華、實現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論辯，貫穿始終。根本的症結，並不在於要不要振興中華、要不要實現現代化，而在於如何振興中華，如何實現現代化，實現什麽樣的現代化。胡適、陳獨秀固不必說，就是被認為保守的梁漱溟之類現代新儒家，又何嚐不是要走現代化之路，要複興中華文明！東西文化論戰的實質，實際上是怎樣實現現代化，實現什麽樣的現代化，而不是堅持或者反對現代化。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本質上，也是探討在中國建設現代化國家應當走什麽道路，應當有什麽樣的模式，應當具備中國特色的問題。中國文化出路論戰，其症結也同樣如此。所謂本位文化建設，在今天看來，不外是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如何既吸納西方先進文化而又適合中國國情、既參與世界文明進程融入人類文明發展的康莊大道，而又保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弘揚文化建設的民族意識，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國學與現代化關係的問題。[263]因此，我們可以說，在20世紀前半個世紀的國學論爭，本質上是時代進步使然，反映了禦侮圖強、振興中華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