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的國學論爭，特別是最近二十年的國學論爭，其實質是什麽？是中國社會向何處去，是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
從鴉片戰爭到當今，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從根本上看，就是實現現代化，振興中華，複興偉大的中華文明的進程。在這樣一個時代主題下，各種主張、各種思潮，都離不開對是否實現現代化、如何實現現代化、實現什麽樣的現代化這個主題的回答。
以國學論爭為表現和重心的思想文化運動，集中反映了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宏觀地看，晚清以來關於國學問題的論爭，如果集中於近現代意義的國學概念出現以後，[237]則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個階段：國學概念論爭（清末民初，大約1900—1915年）、東西文化論戰（大約1915—1927年）、中國現代化問題討論（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化出路論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化熱”和“國學熱”及其論爭（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
（1）東西文化論戰背後的國學價值觀。
清末民初關於國學概念的論爭，前文已經闡述，此處不贅。後來的東西文化論戰、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中國文化出路的論戰、“文化熱”和“國學熱”中的論爭，所反映的問題，本質上是如何看待國學，如何在挺立民族文化主體、樹立民族文化意識的戰略高度上，正確對待外來文化和本國傳統文化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對國學采取何種態度，認同讚賞也罷，否定批評也罷，其實都是希望中國實現現代化，區別隻是在於如何實現現代化、實現什麽樣的現代化。
大力倡導國學弘揚國學的梁啟超，於1902—1903年間發表了著名的《新民說》（此時，他正在大力倡導國學），闡發了以根本改變國民素質為目標的“新民”論。梁啟超新民論的基本思想，是要鑄造新的民性，提出了自由、進步、自治、自尊、公德、權利思想、國家思想、義務思想等現代國民的基本品格，作為“新民之道”，以實現“國之安富尊榮”。梁啟超自己解釋說：“新民雲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所其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238]可見，梁啟超所要弘揚的國學，並非一成不變的僵化思想，而是要與時俱進地提升固有文化的精華、吸收外國優秀文化而熔鑄新文化、鑄造新國民，實現現代化。梁啟超後來在《歐遊心影錄》中明確宣布，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進步，應當“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的《新民說》，是利用中國傳統經典《大學》的“新民”概念和思路，闡發在當時具有強烈現代化氣息的全新思想。這本身就顯示了國學優秀成分在新時代的啟蒙思潮中具有合理的價值，當時的進步思想家在吸納西方文明優長之處時，並不徹底否定本國文化。可見，弘揚國學優秀成分，認同國學的合理價值，與認同西方先進文化，改造國民品性，實現現代化，並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