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曆史時限劃分，大致說來，國學內涵、內容和範圍的演變，經曆了三個時期，即古代、近現代[205]、最近二十年[206]。
（1）古代的國學。
國學作為單一名詞，其實古已有之，早在《周禮》中就已出現。[207]《周禮·春官·樂師》說：“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這裏的“國學”，是指國家設立的學校。此後，國學在中國古代的基本含義，是指國家設立的學校和教育管理機構，比如漢代的太學，晉代的國子學，隋代的國子監等。曲阜孔廟留存的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的“大元重建至聖文宣王廟之碑”的碑文中，就曾談到“國學”：“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儒賢，以嗣封爵，……”[208]這裏的“國學”，就是中央政府主辦的學校，“國家”之“學”。
（2）近現代的國學。
近現代意義的國學一詞，源於清末民初。1902年秋，梁啟超在給黃遵憲的信中，商議創辦《國學報》，並強調該報應“以保國粹為主義”。同年，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多次提及“國學”一詞。在梁啟超這一時期的論著中，“國學”實際上就是他此前屢屢論及的“中學”，但更多地注意到了“中學”的精粹一麵。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東京創立“國學講習會”，繼而成立“國學振起社”。國粹派學者鄧實1906年在《國粹學報》發表的《國學講習記》一文中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章太炎1922年上半年在上海講授國學，其內容被曹聚仁整理成《國學概論》出版。該書認為國學的本體是經史、諸子、曆史，國學的派（類）別是經學、哲學、文學。章氏在其創立的國學振起社的“廣告”中說，國學振起社將發行講義，全年六冊，分別是：諸子學、文史學、製度學、內典學、宋明理學、中國曆史。胡適認為：“‘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隻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曆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支山歌之細，都是曆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國學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國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曆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的文化的曆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209]吳宓認為：“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210]蔡尚思在其1931年由上海啟智書局出版的《中國學術大綱》中認為：“國是一國，學是學術，國學便是一國的學術。其在中國，就叫做中國的學術。……中國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國學二字範圍外。” 這些學者所談的國學，本質上是中國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