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白壽彝著《曆史教育和史學遺產》
中國史學家曆來有一種自覺精神。據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他是要通過撰述曆史去改變“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2]的現實社會的。司馬遷著《史記》，“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3]，氣魄宏大，縱論古今，以總結曆史經驗為己任。劉知幾撰《史通》，“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4]，反映了史學家對史學工作的深刻的反省。杜佑自謂“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5]，表明他撰述《通典》的目的是為了經世致用，等等。這些，都反映了史學家的自覺精神。當然，這種自覺精神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內容，而就各個史學家來說也會顯示出不同的特點。
20世紀20年代以來，我國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繼承並且發揚了古代史學家的這種自覺精神，進而把史學工作和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事業緊密地結合起來，使這種自覺精神成為時代精神的反映。郭沫若同誌在中國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史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寫道：“對於未來社會的期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6]這種把曆史研究同民族、國家的命運、前途直接聯係起來的自覺精神是多麽可貴，正是它指導和激勵著我國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篳路藍縷，創立和發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現在，我們國家又處在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凡具有時代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開始了新的探索、新的覺醒，並逐步凝聚成新的自覺精神。這種新的自覺精神使史學工作者認識到，“每一個時代的曆史學家都應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認準當時社會的客觀要求，力爭為自己的時代唱出‘時代的最強音’”[7]。基於這種認識，有的史學工作者通過專業課的講授，對年青一代進行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激發了青年們的愛國主義**，增強了他們對民族、國家的責任感；有的史學工作者則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跟經濟建設直接聯係起來；還有一些史學工作者孜孜致力於符合我們這個時代要求的科學論著的撰述，等等。努力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振興中華做出貢獻，這是新時期史學家自覺精神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