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始於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完成之後，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但是，這件事實所擁有的意義卻不是唯一的，對它的解釋也是各種各樣。
有學者認為，這是馬克思對基於費爾巴哈“本質”論基礎上的異化理論的揚棄，馬克思從此轉換了主體概念。[1]還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是他否定人道主義，創建屬於自己的科學的過程。[2]
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的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頻繁出現的“類的本質”、“人的本質”概念消失不見了，馬克思將這些概念進行了轉化。而對費爾巴哈的評價，也出現了完全相反的轉變。另外，《德意誌意識形態》也首次從“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角度來把握曆史，提出了曆史並非由哲學問題構成，而是實證的“科學”[3]的可能性。
可以說，這裏的的確確存在一個理論轉換問題。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從根本上否定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理論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麽其根據又在哪裏？在否定曆史由哲學問題構成之後重新構建的理論，就是所謂的實證式“科學”嗎？關鍵問題恐怕還是人的主體性的自主活動與“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辯證法”的關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論述了對象=感性的主體性把握。這種主體性把握，必須和人的自主活動這種最具主體性的活動相關聯。馬克思是否真的無視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而去論述“科學”呢？如果不是這樣，那它與“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辯證法”是一種怎樣的聯係？並且，這種聯係如果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斷絕開來是否還能成立呢？
無論答案如何，我們現在都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即1844年《德法年鑒》發表之後，曆經《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聖家族》直到寫作《德意誌意識形態》期間馬克思的理論形成過程。在此過程中，正如後文所述，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後的意識形態論爭，尤其是對於費爾巴哈的批判相繼發端。馬克思是如何將費爾巴哈的批判轉化成為我之物的？而且，這與馬克思的理論形成有著怎樣的聯係？特別是異化理論的形成和“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辯證法”之間又存在怎樣的聯係？筆者試圖聯係德意誌意識形態論爭的過程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