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來，這兩個人，一為中國古代著名詞人、南唐國主，一為大洋彼岸名震寰宇的現代大科學家，他們生活的時代差不多相隔了一千年，似乎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互不搭界的。但是，事物之間既有差異又有聯係，有時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卻可以用來闡明同一問題，這也所在多有。
先說李煜。這是一個才分很高的人，善詩詞，工書畫，尤長於音律。他寫的詞，在生活感受的濃度和藝術表現的力度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由於他在題材與意境上突破了晚唐、五代詞以寫豔情為主的窠臼，擴展和提升了詞的表現生活、抒**愫的能力，因而在文學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和作用。可是，作為一個國主，卻弄得一塌糊塗，“馬尾串豆腐一提不起來”了。他“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對軍國大事無所用心，也毫無興趣。當大臣們在他麵前議論經邦治國的政事時，他竟掩耳不聽，嗤之以鼻。他特別信奉佛教，在都城金陵養了上萬的僧人，一退朝就換上緇衣，誦經念佛。宋朝大將曹彬揮師破城之日，他還在靜居寺裏聽經，最後落得個肉袒出降，辱身亡國的下場。
關於這位南唐國主，宋太祖趙匡胤有個十分恰當的評價：“好個翰林學士，可惜無才作人主耳！”清代詩人郭頻伽也詠歎他：“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
本來不是君王的材料，卻偏偏被擁上“九五之尊”；結果，既逃脫不了亡國罪責，留下千秋的愧憾，又要“終日以淚水洗麵”，斷送殘生，而且禍殃妻孥，真是所為何來？實在是一場天大的曆史誤會。
現在，再說愛因斯坦。1952年，他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總統魏茨曼逝世了。一天晚上，一位著名記者電話問他：“親愛的教授，外麵傳言，以色列共和國將邀請您出任總統。如果真是這樣，您會接受嗎？”這位正在美國某大學執教的大科學家，斷然答複：“不，我當不了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