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的齊宣王愛聽吹竽，每次都要組織三百人的器樂大合奏。有個南郭先生，並不會吹竽，但他看這裏有空子可鑽，便到齊宣王那裏自薦，說他很善於吹竽，願意為大王效勞。宣王聽了自是喜歡不盡，便把他安置在大樂隊裏，並發給他同其他人一樣的薪俸。這樣，南郭先生就混在樂隊裏麵跟著湊數。後來宣王死了，他的兒子繼位，是為齊湣王。他也愛聽吹竽，但與乃父大異其趣，偏偏喜歡聽獨奏。他把樂隊找到眼前，一個一個試吹。這樣一來，南郭先生就再也混不下去了，隻好“溜之乎也”。
宋代文學家、大詩人蘇軾有一首題為《寄劉孝叔》的詩，便借用了這個故事：
平生學問止流俗，眾裏笙竽誰比數。
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
自從《韓非子》記載了這個“濫竽充數”的故事，兩千多年來，南郭先生便一直成為人們嘲笑、揶揄的對象。雖說有點令人難堪，但細究起來倒也怪罪不得他人，確是咎由自取。立身天地之間，總需學一點真實本領。一無所長，整天跟著人家混飯吃，終究不是辦法。不會、不懂也罷，有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實事求是態度也好，偏偏他又不懂裝懂，假充內行。這就逃脫不了最後“抱竽出逃”的狼狽下場。
這場鬧劇的出現，南郭先生自己當然要負主要責任。可是，如果我們動腦筋想一想，進而追問一下：一個本來不會吹竽的人，為什麽竟能輕而易舉地混人了宮廷樂隊，而且可以裝模作樣地吹了許多年呢？一個屍位素餐的混飯吃的人，又為什麽能夠和樂隊的其他樂手一樣領取薪俸呢？這麽一追究，作為組織領導者的齊宣王，就難以辭其咎了。看來，齊宣王好講排場，但並不真正懂得音樂，無非是逢場作戲、附庸風雅而已。自身不學無術，也就談不上什麽知人之明。由此可以得到啟示，要準確地識拔英才，汰除庸才，首先領導者必須是英才，而不是庸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