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民六秋，於役南昌，和魯迅別開三年。在這中間，魯迅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前後可以劃分為兩段：前者是摩挲古碑，後者是發表創作。這個變化即發表創作，是《呐喊》序文所謂“老朋友金心異”——按即玄同——的催促慫恿與有力的。創作的開始在民七四月，發表在同年五月號的《新青年》，正是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其第一篇《狂人日記》（《呐喊》），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來猛烈地抨擊過去傳統和禮教的弊害，開始用“魯迅”作筆名。我說過：“這是魯迅生活上的一個大發展，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章。因為從此，文學革命才有了永不磨滅的偉績，國語文學才有了不朽的劃時代的傑作，而且使他成為我們中國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戰士。”我當時在南昌，讀到這篇《狂人日記》，所說他和人們沒有什麽讎，“隻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又說：“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說穿了吃人的曆史，於絕望中寓著希望，我大為感動。
覺得這很像周豫才的手筆，而署名卻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豫才乎？於是寫信去問他，果然回信來說確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冊裏有署名唐俟的新詩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們見麵談到這事，他說：“因為《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我從前用過迅行的別號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至於唐俟呢？”他答道：“哦！因為陳師曾（衡恪）那時送我一方石章，並問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對他說，‘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罷’。”我聽到這裏，就明白了這“俟”字的含義，那時部裏的長官某頗想擠掉魯迅，他就安靜地等著，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兩個字顛倒過來，堂和唐這兩個字同聲可以互易，於是成名曰“唐俟”。周，魯，唐又都是同姓之國也。可見他無論何時沒有忘記破壞偶像的意思。（拙著《魯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