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學的擴展與困境
一
說實話，我以前一直不喜歡甚至有點討厭朱熹。
這種不喜歡主要包括三個方麵：一是他的形象，在我心中，總是那麽一副引經據典、教化他人、迂腐古板、枯燥乏味的模樣；二是他的虛假偽善、言行不一，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朱熹無時無刻不在強調“革盡人欲，盡複天理”，可據同僚揭發，他不僅引誘兩名尼姑為妾，還使得一名寡婦懷孕。朱熹無法抵賴，隻好向皇帝謝罪，自我貶抑一番，說自己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隻知“偽學之傳”，不識“明時之用”，這才得以過關；三者，便是經由朱熹等人由儒學改造而成的理學對整個民族的桎梏與戕害。“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封建禮教束縛了中華民族的創造與個性，無數女子的美麗青春與寶貴生命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摧殘下如鮮花般淒然飄落、凋零委地，理學所倡導的倫理道德實則隻有幼輩道德、家庭道德與國民道德，而無長輩道德、社會道德與政府道德，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追根溯源，這種認識與心態的形成，我以為在很大程度上與20世紀70年代初的中學時期有關。那時候，正趕上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朱熹作為“孔子第二”的儒家領袖、反動道學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聲討之猛、攻擊之烈，幾乎無所不用其極；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可能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地步；其創傷之巨、影響之深，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比擬……一顆年輕的心靈，接觸的全是從曆史深處翻檢而出的關於朱熹的破爛玩意、反麵渲染及不良影響，對他產生惡感，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我年輕時所認識的朱熹，隻是他那漫長人生中的一個側麵而已。朱熹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也是一個具有抽象意義的符號，更是一個由許許多多的側麵與層次，包括正麵與背影所構成的複雜綜合體。所謂正負相生、正反相依、真偽相伴，隻有具備多重視角、多種維度，才有可能見到一個豐富的、立體的、完整的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