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廷所有政府官員中，對世界總體格局的認識與把握，唯有洋務派領袖李鴻章最為清醒得體。基於西方各國的民主與富強，中國內部的混亂與貧弱，李鴻章推導一種積極務實的外交策略：摒棄傳統的天下朝貢觀，盡可能地與世界接軌，定義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與範疇之內，以近代國際關係法為憑，以國家利益、自強大業為重，從不輕言戰爭，而是“守定條約”，堅持“和戎”，通過談判解決中外爭端。
李鴻章一意主和，並非後人宣傳的那樣貪生怕死。在與太平軍十多年的拚搏中，李鴻章出生入死，足以稱得上一位文武兼備、血性勇猛、無畏無懼的統帥。就本質而言，他不是一個“和事佬”，也不是一名和平主義者，他之所以主和，是因為中外實力對比懸殊。若逞匹夫之勇盲目開戰，也許能取得暫時或局部的勝利，但最終必敗無疑，與其“和局翻一回，更壞一回”，不如“堅守約章”減少損失。在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認識到列強對華的目的，並非占領土地瓜分中國，而是利益。同時，他已懂得中國應該利用現代國家之間的重要規則——國際法維護國家利益，沒有必要動輒開戰，將國家與民族置於窮兵黷武、戰則必敗的困境之中。他隱忍和談的目的，是求得和平的環境，拖延時日，“為國家籌久遠之計”，變法圖強，“百年或與洋製爭勝之日”。求和忍辱乃手段，最終目的是與洋人爭勝。由此可見，李鴻章的識見與謀略遠遠高於那些空喊口號一意主戰，實則誤國誤民的清流派與抗戰派之上。對此，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寫道：“同光時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時代的危險及國際關係的運用，他們隻知道破壞李鴻章諸人所提倡的自強運動。同時他們又好多事，倘若政府聽他們的話，中國幾無年無日不與外國打仗。”